1950年6月，在香港摩星岭难民营，一场巨大的冲突一触即发。

摩星岭的难民们曾是国民党军队的败兵，流离失所，无处可归。而香港黑帮则代表着城市底层的权力和秩序，他们以暴力和非法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地盘，成为香港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这两股力量的碰撞注定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在一个炎热的夜晚，数百名黑帮成员与摩星岭的难民展开了血腥搏斗，拳脚相撞，刀光剑影。这是一场无规矩、无底线的生死搏斗，彼此毫不留情地攻击对方。

当硝烟散去，这场血腥冲突所带来的伤痛逐渐显露。130多名黑帮成员倒在地上，伤势严重，亟需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受香港电影，尤其是古惑仔系列影响，香港黑帮以“兄弟有难，四方相帮”的独特“情义理”之道深入人心，打斗场面也经常是惊心动魄，动辄枪林弹雨，可真实情况真是如此吗？为何面对难民，他们的战力竟然是如此不堪一击？

黑帮分子的真实战斗力究竟如何

黑帮组织在当时涌现出来，通过暴力、恐吓和贿赂等手段不断扩张其势力范围。

香港的黑帮组织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组织严密，有着完整的组织架构和纪律性；

二是势力范围广泛，可以影响政商、警察、法院等不同领域；

三是使用暴力手段，不仅在内部进行残酷斗争，也会对社会公众造成威胁；

四是深度渗透经济领域，利用地产、夜总会等行业进行勒索、敲诈，甚至合谋走私和贩毒。

英国殖民者很早就发现了香港帮会的力量，在 1845 年，港英政府就颁布了《压制黑社会及其他秘密会社之条例》，但还是无法阻挡各种帮会组织的出现，而且人数越来越多。

在香港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起黑帮之间的冲突和火拼。这些冲突往往规模庞大、暴力程度高，不仅涉及黑帮成员，还卷入了无辜的第三方。

黑帮之间的冲突通常是为了争夺地盘、财富或者权力，斗志高昂且残酷无情。许多冲突都演变成大规模的团体斗殴，涉及到数百名黑帮成员。在这些冲突中，黑帮展示了他们的组织力、战斗力和无法无天的一面。

在打斗中，香港黑帮倾向于使用各种冷兵器，如刀具、棍棒、铁链等，以显示他们的力量，达到威慑对手的目的。

他们遵循一定的默契，更倾向于选择那些能造成轻伤的武器，而不是那些具有更大杀伤力的武器，如弓箭、弓弩、枪支等，因为造成人员伤亡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

为了增强自身在战斗中的能力，黑帮成员通常会接受各种训练，包括拳击、散打和武术等。这些训练使他们熟悉各种技巧和策略，提升了他们在黑帮之间的打斗能力。因此，黑帮成员凭借着这些武器和训练所带来的优势，能在冲突中展示出强大的实力和威慑力量。

同时，他们更倾向于提高团队的战斗力，以团体利益为目标，不会计较一时高低，通常见好就收。

那么为何黑帮常常打不过难民呢？

难民群体由于处境不佳和生计困难，常常成为黑帮活动的受害者。难民面临来自黑帮的霸凌、威胁和恐吓，他们可能借助集体行动来保护自己和所在的社区。

虽然他们常常缺乏金钱和资源，但通过凝聚力和团结合作，他们在某些情况下展现出强大的抗衡能力。难民群体的抵抗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也是为了争取尊严、安全和公正。

难民群体具备维权意识和追求正义的愿望，他们希望保护自己和躲在的社区免受黑帮的恶劣行为。难民常常被迫生活在贫困和边缘化的环境中，法律和执法机构未能提供足够的保护，在面对黑帮威胁时，他们只能采取自卫行动。

开头所述的正是香港早期黑社会与难民之间形成的冲突。黑帮固然是训练有素，人多势众，可难民一旦为保护自己的家园，拿起武器与黑帮死拼，必然会拼个鱼死网破。面对难民的死斗，一旦在气势上落了下风，黑帮就可能在打斗中输得一塌糊涂，甚至被打残。

而难民群体一旦壮大起来，也十分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黑帮，如早期香港黑帮14K。

20世纪50年代初，调景岭难民营中的败军成为港英当局的麻烦，为了改变处境，葛肇煌等黄埔军官共组帮会14K。14K拥有军事化组织架构和严密的组织，逐渐在香港扩张势力，从敲诈勒索、赌博到卖淫，再到贩卖毒品，最终发展成为拥有20万会员的巨大暴力力量。

与14K不同，新义安采用世袭制度，由国民党少将创立，从事勒索、贩毒、高利贷、走私等活动。在个体机构上，14K采用元老制度，新义安则是世袭制度。

1956年，香港政府正式立法打击黑社会犯罪活动，但黑帮组织并未消失，反而逐渐向经济领域渗透，成为经营地产、赌博、夜总会等行业的重要力量。14K在调景岭难民营，建设崭新的住房、中学和完善公共卫生设施，形成一个自治的小王国。

但香港市政卫生局下令不准大楼居民区张贴标语，九龙暴乱爆发。14K人群要求复贴标语和赔偿，并要求该职员公开道歉，引发冲突，香港警察和英军出动镇压。

然而，从60年代中期开始，竟出现了黑帮与警察勾结的趋势，例如14K帮会利用金钱、女色来腐蚀警察。在香港流传着一句话：“警察管黑社会，黑社会管治安”。直至70年代廉政公署成立后，帮会组织影响力减弱，香港治安才有所转好。

无论是14K帮会的成立还是九龙暴乱，背后与国民党高层领导和情报机构有关。失去外部支持后，这些黑帮组织逐渐消亡，成为历史的尘埃。

延续至今的难民问题

香港难民问题的形成十分复杂，且至今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成为香港一个“顽疾”，在多元化及复杂社会性的掩饰下生存至今。

时间转到上世纪70年代末，香港被英国政府列为“第一收容港”，吸纳了大量的越南难民。当时的香港政府承担了接纳、安置和提供援助的责任。随着97年香港回归，特区政府取消了这一收容政策，逐渐降低了非法入境者的数量，因此受到了香港民众的赞赏。

2004年的一项判决后，香港终审法院支持难民留港，使得寻求庇护者大幅增加。他们使用“酷刑声请”程序，声称在原居地遭受政治迫害或酷刑，抵港后申请政治庇护。

然而，酷刑声请需要漫长审核，期间难民滞留香港，每月获津贴维持基础生活，但不得正式工作。部分难民为填补经济缺口，可能从事与黑帮有关的非法活动。

香港警察一直在打击犯罪活动，年轻人也更倾向于追求有前途的事业，不愿卷入黑社会。于是，为了招募打手，黑社会开始将目光转向这些已经获得身份或正在申请中的假难民。电影中的香港黑帮也开始出现南亚或非洲裔帮派成员，这只是现实社会在艺术中的一种映射。

据港媒东网统计，自2014年至2021年，涉嫌犯罪的南亚裔兵团和假难民在香港被捕的人数达到了6491人。仅2022年1至4月，根据警方的数据，有76人因涉及贩毒、伤害、抢劫、袭警、经营赌博场所、非礼、串谋诈骗等案件被捕。

这些假难民在香港活动如鱼得水，肆意破坏着中国的香港，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乱港派的支持，乱港派以人权为借口，大肆批评政府限制难民措施。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前任特首梁振英在2016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包括检讨入境条例、加快审核进程和打击非法入境和逾期居留问题。然而，这些言论引发了乱港派的激烈批评，他们声称这样会严重影响香港人权。

而其中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就是张超雄。

他是一位具有美国国籍的乱港派议员，利用自己的身份追求私利。他不顾香港市民的福祉，反而利用立法会的平台指责政府限制难民的措施。

他不断要求提高难民的福利，增加每月租津金和难民援助金，甚至要求允许难民在香港工作。他被封为“难民之父”，是乱港派中备受关注的人物。

张超雄与假难民的利益密切相关，据媒体报道，他从中介办理难民身份的过程中获得了相当可观的黑钱收入。他的乱港行动和为假难民争取权益，使得他进一步获利。然而，随着香港市民的愈发不满，他的声望已经大幅下降。

近日，张超雄宣布已抵达加拿大的多伦多，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目前安全，不再需要依赖当权者的恩赐来获得基本自由。看来这位乱港派人物已经意识到，自己在香港追求利益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与张超雄不同，其他逃往英国的乱港派成员现在正为自己的难民身份是否能够得到保留而担忧。他们发现自己当初支持乱港派为假难民争取权益的决定，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困境。乱港派注定步向消亡的结局。

结语

难民往往是因为政治迫害、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而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并寻求他国庇护的人群。他们背井离乡，离开熟悉的故土，辗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谋求生存。

他们没有我们与生俱来所拥有的政治身份，失去了国家的庇护，不得不为生存竭尽全力，更遑论教育、医疗等问题。

黑帮的存在和活动可能会给难民带来额外的困扰和风险，但并不代表所有难民都与黑帮有直接的关系。为谋求生存，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会走上歧路，或与本地黑帮发生冲突，或寻求庇护，或者成为黑帮，日渐成为社会的一股不稳定因素。

对于落难的人群，我们或许应从政策上施予援手，帮助他们走上正途，为社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而对于扰乱社会秩序的，相信这片土地不可能再成为滋生他们罪恶的温床。